周思聪是在这一过程中比较突出的代表性画家，在她50余年的艺术生涯中其绘画风格发生过数次改变，每次转变都凝结着她对生命的不断思考。周思聪同德国表现主义女性画家凯绥·珂勒惠支（Kathe Kollwitz,1867—1945）一样对现实世界常怀有一份悲悯。早在中学时期周思聪就曾被珂勒惠支的作品（图1）所吸引，她的内心被这种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形象所震撼，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她成为一个具有表现主义特质的画家。如《矿工图》（图2）等代表性作品就能够体现出周思聪的这一鲜明特质。她用扭曲的笔墨与夸张的肢体表现强化了精神层面的真实，在画面中运用了切割重组与叠加的构图形式，打破时空的组合方式以突破瞬间的事件情节描绘，体现出了支离破碎的视觉效果。此时“伤痕美术”正在兴起，她笔下的人物在这一时期引起了人们的共鸣，这种超越真实性的表现手法所描绘的人物撞击着人们的心灵，产生了强烈的精神慰藉与力量。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西方现代艺术的风潮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此时德国新表现主义正盛行，他们将因战争而逐渐衰微的表现主义形式重新拉回大众视野，此风潮带来的影响在当时个别女性画家的作品中有所体现。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女性主义的概念在社会中流行，此时部分女性画家的作品在表现主义的基础上逐渐叠加了具有女性主义意味的倾向。此时女性画家更加重视自我审视，画家的思考多集中于日常生活中与外界和自我的矛盾、社会生活的不平衡与个人的情绪表达。在中国改革开放的40多年里，受表现主义影响的本土女性画家以“50后”和“60后”为突出代表，如王彦萍、纪京宁、韦红燕、王燕桥、靳卫红等。她们在大学时期受到了“85新潮”的冲击，继而选择在学习创作中探索具有个性的表现主义风格并取得了一定成果，成为当代水墨女性绘画的探索者和实践者。
王彦萍在读研期间便开始了现代水墨人物画探索，她致力于将自己从西方表现主义绘画中体会到的构图、色彩与情绪化的笔触等与传统水墨相结合。她将速写中的感觉结合笔墨技巧应用在创作中，将个人情绪与感受转化为带有表现主义色彩的画面，作品多以红与蓝、黑与白做大面积的对比，人物形象夸张概括且具有奇异的趣味性；在空间表现上融入现代性的表现手段，通常是将空间与人物分割叠加，佐以跳跃冲击的色彩，表现出现代都市中人物的孤独与迷惘，这与表现主义的特点相吻合。比如身为人母的她在创作《母与子》之春、夏、秋、冬系列作品时并没有把人物塑造得很温暖，而是用她擅长的变形语言将母亲与孩童都进行精神性的夸张处理。在《母与子：仲夏》（图3）中，她把自己画画时的形象作为中心人物置于画面中，并局部放大了母亲这一人物形象，将面部形象拆解融入破碎的景象之中，又用十分躁动的绛红与墨黑进行混合来表现花卉，虽然是水墨却形成了一种类似丙烯材料般的浓烈感。在这一系列画作中，王彦萍还用靛蓝色与鹅黄色表现母亲为孩童沐浴的形象，颜料与水在宣纸上呈现一种朦胧的水浴效果，迟涩叠加的笔触透出的对生活的艰辛感悟与大面积红黄蓝的对比，给人带来如仲夏暑热的感受。她用自己鲜明的绘画风格丰富了表现性水墨人物画的形式。
纪京宁是同时期另一位用表现主义的方式来描绘“母与子”题材的女性水墨人物画家。她的作品虽然包含传统的笔墨技法与造型语言，但也能明显看到受表现主义影响的元素。《母子》（图4）这幅作品较为典型，从画面可以感受到她不拘泥于写实造型手法，将母亲的形象进行高度概括，并用松弛流动的线条加以表现。同样是表达母亲与孩子沐浴的状态，纪京宁与王彦萍的用笔、用色和人物状态、画面气氛都是不同的。纪京宁的画面是宁静的、流动的，孩子蜷缩着背向着母亲，此时她将孩子视为独立的个体，将母体与孩子的肢体做概念化处理，并用赭墨色来处理，略带着一份疏离感。纪京宁的水墨作品将她自身朴实无华的气质充分体现到了画面中，她认为在作画期间应忘掉线与墨，沉浸在对对象的感觉中，因此在创作时她会刻意忽略一些不必要的细节，而花力气将造型方面的才气和写意精神融合，这种方式让她的淡然平实跃然纸上。这种平实的表达不是沉浸在精神性的挣扎中，而是在现实中提炼本色之味。就像她在《自语》中写道：“画中的女儿在随着自己的女儿长大，画中的母亲也在随之成熟。是画中的生活，还是生活中的画，我已分不清楚。”
将表现主义的色彩与中国画颜色结合的代表画家还有韦红燕，她的作品与德国女性艺术家保拉·莫德松·贝克尔（Paula Modersohn-Becker,1876—1907）的母子主题作品（图5）有着类似的表达。她的创作主题以女性为主，画面中时常表现出女性的温婉细腻，其早期的工笔重彩和后期彩色水墨作品都淡化线条而强调色彩，带有“没骨”之感。在她的彩墨人物画中，表现的女性形象几乎没有具体的面部特征，她将女性形象抽象概括成朦胧的意味，删繁就简，除去了其社会身份，还原自然人的本真。她用色彩的跳跃组合和明暗对比营造出了一种梦幻虚无之境，消解了时间的概念，给观者营造出一种虽与现实相近但又游离于现实之外的情景，引发无尽的想象。韦红燕的作品《夏日玫瑰》（图6）中用具有表现主义特征的画面构成与团块色彩进行对比来刻画“母与子”。画作中的颜色是十分细腻的，不见墨色，却通过颜色的叠加使画面具有西方绘画般的厚重感，笔触柔和梦幻，色彩均匀饱满，色块之间过渡柔和温润，前景中大面积的紫色与背景的深浅绿色重叠，既互不干扰，又使画面具有氤氲的层次感。作品中大人与孩童的形象是十分朦胧的，大人没有明显的性别特征，但在作品营造的语境中可以感受到女性化的特点。此作与表现主义的梦幻色彩也有几分呼应，西方表现主义绘画多有着明亮的色彩和能够引发观者思考的精神性想象空间，而韦红燕的作品之中正具有这样的表现主义元素。
进入21世纪，中国的水墨人物画创作进入寻求新发展的时期，这时期的女性水墨人物画家中具有表现性特点的代表有王燕桥、沈沁和靳卫红。其中，王燕桥的艺术创作没有局限于中国画的形式。她画中的女性柔软、朦胧，她的笔墨与颜色运用是波动的，仿佛画中的人物景象轻轻地沁入纸中，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气息是流动的，产生一种暧昧的观感。她的水墨人物画是用色和湿润的粗笔触来勾勒的，没有粗壮的轮廓线，也没有浓烈刺激的用色，但对人形的表现是经过主观概括的，并且在概括中表现出了画面中人物的迷蒙情绪。如她的《舞女》系列，“在承袭与反叛中衔接着过去和现在，在渗透与排斥中融化了东方与西方的界；在质与质的穿插中新的理念在形成，在量与量的互动中新的区域被构建……于是，你发现了你的路，悟出了你该怎么走”。
图3 王彦萍《母与子：仲夏》中国画200cm×200cm 1994年
靳卫红是一位有着丰富经验的当代女性水墨画家。她广阔的知识视野与思维深度，都在其作品中通过合适的艺术语言和形式表达了出来。她经常描绘裸体的女人，并坚持用水墨的方式表达。靳卫红的作品能够让观者看到一种强有力的“拧巴”，这种感受让人记忆深刻，在她眼中女性的身体本身就诉说着千言万语，她用裸体来表达女性的情绪，表现出了女性的孤独与欲望。2020年创作的女性裸体像是她《疼痛》系列作品中尺幅最大的一幅，她将女性侧躺的身体放大数倍，人物眼角带泪，枕着手臂似是在休息又像是沉浸在伤痛之中。壮硕的躯体，墨染的面庞……这个形象显然是不符合时下大众审美的，但艺术家认为这表达了一种自我认同的态度。她在画中强调了女性的特征，突出女性生理层面的生育天赋，并且特意将人物本身的结构进行扭曲放大，这是她对自我的一种认识，也是自身体验的一种显现，表达出对女性群体作为人的一种关怀。她笔下的女性形象往往具有一种中性的性别模糊感，多了一丝坚硬的气质，这种中性化的处理意在回归人本身的处境与情态，是一种基于作者本身认识出发的情感态度表达。
沈沁是同时期中较为年轻的画家，水墨语言对她来说具有刚柔并济的力量，可以表现人性的维度。作画时她习惯将宣纸竖起，任由笔墨在纸上肆意流淌，仿佛它们都传递出生命的气息。她试图打破传统大写意中程式化的东西，将自己对力量与速度的控制悉数展露在画面中，并尝试通过作画时的感性冲动状态充分把握住笔墨纸的不确定性，用传统笔墨的材料表现出一种厚重感。她的审美取向偏向于有张力的构图形式，在绘画过程中常将重点放在精神寻绎和心灵的深度表达上。她在一次访谈中曾提道：“在中国传统画家中，我最喜欢徐渭、范宽和梁楷。西方的画家我比较喜欢珂勒惠支、培根、博伊斯、基弗和德表。仔细想来，我的语言体系的建立和他们不无关系。不同时空人的情感和精神诉求是可以有通感的。”在《婴系列》作品中，她将婴孩的形象进行放大处理，细腻地刻画婴儿面部的肌理与表情，看起来生机勃勃而具有张力，突出了婴儿的情绪。沈沁的绘画通过婴儿反映人性，呼吁关注生命。她在创作时是时常忽略自己的女性身份的，她只是将自己的本性融入作品中，对于孩子的关切是一种动物性的母性体现。
当今时代高速发展，在这样生活节奏加快又普遍精神浮躁的社会氛围下，表现型水墨画或可成为更易于刻画人性心灵的一种表达。这种水墨形式不仅是中西文化相互借鉴的一种探索，更是当下社会人情世故的真实反映与现实升华。其传达出的绘画力量与隐含的精神张力是独特而易于接受的。在近几十年间有大量艺术家曾受到表现主义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且运用这一形式在画作中充分表达自己的情绪与感悟。表现主义画家往往将关注点放在社会普通大众身上，将自己的人生体悟与悲悯情怀融入画面之中，用融自身之力的画面给观者以心灵上的震撼，从而引发公众的同情与反思。表现主义独有的精神性描述会给观者提供思辨的冥想池，令处于迷失、焦灼、矛盾、抑郁中的人找到庇护所和共鸣场。它可以为未来提供想象的可能，开放发展并与其他艺术形式产生碰撞，同时也能适时回溯自我，保持自己内心坚守的一隅。
图4 纪京宁《母子》中国画68cm×68cm 2005年
图5 保拉·莫德松·贝克尔《风景中怀抱着婴儿的母亲》油画37.1cm×36cm 1905年
图6 韦红燕《夏日玫瑰》中国画130cm×70cm 2016年
新时代的水墨人物画创作在坚定中国艺术哲学的主心骨和尊重艺术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应不拘泥于传统观念和形式，而大胆尝试从多角度进行突破，将传统的笔墨技法与人物形神塑造的精神融入新材料或新形式中，以求在新时代生发出更加有力的绘画形式。但是，无论与哪种艺术观念和形式相碰撞，新时代水墨人物画创作者都应坚定立场，立足于中国本土的语言表达，用中国笔墨精神创作出真正传达自己思考与内心情感的佳作。女性画家身上温柔、敏感、感受更加细腻的优势，更应被充分利用。相信随着时代发展，中国水墨人物画在坚守自身优秀传统美学和笔墨优势的基础上一定会找到新的表现形式，使中国人文精神在全球语境下得以更好地弘扬与传播，生发出自身独有的精神气格。这种表现力还会在今后更多的作品中以不同的形式延续下去，水墨人物画的现代属性将会在全球视野下有着更耀眼的呈现，女性艺术家的独特表达也会逐渐回归到主流的视域当中，为中国水墨人物绘画提供更多可能。
来源：《美术》2022年第10期 苗菁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