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画坛涌现齐白石、潘天寿、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李可染等辉耀艺坛的艺术大家，他们凭着自己天赋才情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挚热爱，创作了一幅幅感人至深的艺术瑰宝，为我们留下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在这些画家中，以画山水画和牧牛图著称的李可染，在近现代国画大师中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位。
李可染（1907—1989），江苏徐州人。13岁拜乡贤钱食芝为师，学画中国画，后考入上海美专师范学校，两年后毕业回家乡教学。22岁考入西湖艺专研究部。抗日战争期间，李可染参加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等地画了大量抗日宣传画、街头壁画等；1943年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中国画讲师。1942年前后，居重庆，潜心研究中国画，任国立艺专教员，期间画了许多人物及牧牛题材的作品，以及山水小景。抗战胜利后，应徐悲鸿之邀北上，任北京国立艺专中国画教授。1947年，经徐悲鸿引见，拜齐白石为师，悉心钻研传统，同时向黄宾虹学习山水画。1954年后，用五六年时间外出写生，行程十几万里，创造了“李派山水”，终成一代大家。李可染在进行山水画探索的同时，还致力于人物画和牧牛画的创作，终生以牛为师，其画室为“师牛堂”，自称“孺子牛”，创作了许多田园牧歌式的牧牛图。如今，人们把李可染的牛、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黄胄的驴并称为20世纪中国画“水墨四绝”。
牛在中国文化中是勤劳的象征。古代就有利用牛拉动耕犁以整地的应用，后来人们知道牛的力气巨大，开始有各种不同的应用，从农耕、交通甚至军事都广泛运用。在中国古代，以画牛著称的有唐代韩滉、戴嵩，南宋阎次平等，近现代画牛则以李可染为其中翘楚。
李可染的牧牛图凝聚了他半个多世纪的审美理想、艺术追求和人生信念。李可染进行牧牛题材的创作始于1942年前后。当时他借住在重庆金刚坡的一户农家，居室与牛厩为邻，朝夕与水牛相望，遂引发了画家的创作灵感，创作了一些以江南水乡为题材的牧牛图。他在《自述》中说：“1941年后，文委会的工作告一段落，我有较多的时间恢复对中国画的研究。当时我住在重庆金刚坡下农民家里，住房紧邻着牛棚。一头壮大的水牛，天天见面。它白天出去耕地，夜间吃草、喘气、啃蹄、蹭痒，我都听得清清楚楚。记得鲁迅曾把自己比做吃草挤奶的牛，郭沫若写过《水牛赞》。世界上不少有贡献的科学家、艺术家都把自己比作牛。我觉得牛不仅具有终生辛勤劳动鞠躬尽瘁的品质，它的形象也着实可爱，于是以我的邻居作模特，开始用水墨画起牛来了。”1942年秋，李可染的《牧牛图》首次在重庆举办的当代画家联展中亮相，其画作《牧童遥指杏花村》即为徐悲鸿先生订购。1944年，李可染在重庆举办个人画展，著名作家老舍在《新华晚报》上撰文对其备加称赞。1947年著名画家齐白石曾两次在其《牧牛图》上题跋，称其为“不愧乾嘉间以后继起的高手”。江苏省淮安市博物馆收藏的《牧牛图》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从中可看出李可染早期画牛所取得的艺术成就。
《牧牛图》，纵65厘米，横48厘米，纸本，水墨画，1944年作于重庆。图中描绘了柳塘之上，绿柳依依，水草萋萋，二头水牛，一前一后，正在塘中泅水，似在渡河归去。那水中之牛，前者昂首曲颈，后者低首随行，下半身没于水中，仅露出首、背、臀、尾等部位。两个牧童，身着短衫短裤，各自坐在牛背之上，前者侧身回首，一手按住牛背，一手指指点点，神采奕奕，似有说不尽的悄悄话；后者骑在牛背上，正神情专注，细心聆听同伴话语。这种在乡村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生活场景，在画家的笔下却变成一幅优美的图画，充分体现画家对水牛和江南水乡的热爱，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和一颗烂漫童心。
此图以篆隶古拙之笔写牛，以行草般飘逸流畅的线条，依形体的结构，寥寥数笔，便将牧童、水、草和柳条生动形象地勾勒出来。特别是牧童的刻画极其精彩，两牧童的脸部均是侧面，其轮廓线以一笔勾勒简洁而又不失其精确之形，特别是右边牧童后背及臀部刻画，以枯淡之笔，直接入锋，迅速由左上而右下再左转弯出锋干净利索。两牧童头发刻画着墨也是不多，但同样精彩。先以淡墨渲染，左边牧童以干墨兼毫散锋垂直落下，右边则以羊毫蘸浓墨偏锋左上出锋形成飞白效果，头发质感极佳。画中两主体人物无论是形体描绘还是衣纹处理都显得恰到好处，不拘不滞，流畅洒脱，意象超然。作者以稍显干淡墨色画主干，枝干的前后远近层次分明。以浓淡不一的墨渍写出牛的结构和质感，牛身以淡墨干笔、湿笔交混皴擦，把水牛的毛皮质感非常生动地表现出来。尤其是脊椎处以干墨留白的方式，体现出牛的苍老坚韧。牛头处则用浓墨起醒画作用，眼睛以一道线表示其在水中的怡然自得。使其和天真活泼的牧童上下呼应，相映成趣。此幅画中的水用了行云流水般的线条，寥寥几笔，其他水面则是大量留白——计白当黑，此时无声胜有声，使人感到水泽四面，水天交映，增添了画面无限空灵之感。整个画面清简疏淡，看似随意挥洒，但笔法古拙，线条刚劲有力，造型准确生动，融入了文人画的意境，流露出纯真自然天真烂漫的艺术情趣。
从构图上可看出作者经过上海美专、杭州国立艺术院的专业训练，西方现代构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整幅画呈反“Ｓ”形对角构成，此图以右中上始，盘曲回环至左下。在这条线形结构上貌似统一实际却有两股反向力量：依树形成的左上拉力；两牛形成的左下势力，使画面产生了一股巨大的张力。作者在营造这股张力的同时又巧妙运用几种手段进行了化解。首先是运用画中心人物两两相对形成向心力，将离心势力进行直接汇拢。两条顺方向游走的水牛，通过最前边的牛身牛头往右扭身转头，把这股离心势力经过大迂回有了很大的缓冲。此画还运用呼应手法加强画面两股力量的相反相成：如左下和右上两枚朱红印章；右上行草落款和左下勾画的水草；向上生长的水草和下垂的柳条。在画中安排的这条“Ｓ”形曲线的三个段上还分别用了破的手法：树干和枝条相破；横向牛背和竖直牧童相破；水纹和水草相破。这些看似不经意间顺手而为实在体现了作者的匠心独具。另外，作者还通过墨色的浓淡干湿、线的长短、画面的疏密等形式美的法则手法，恰当地体现了对立统一这一美的基本形式法则。
此画题款在画面右上方，其款云：“伯璞先生雅正，可染写。”此“伯璞先生”即山东肥城人徐伯璞，时在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从事文化教育工作，故和李可染相交、相识。下钤“可染”圆形印，左下钤“醉心”椭圆形印。作者画此幅作品约在上世纪40年代早中期，当时国民政府把重庆作为陪都，文化界名人也分别汇聚于此。李可染开始画牛时间也不久，虽然和他后来所画的牛苍劲老辣、古朴稚拙不能相提并论，但作者此时正值盛年，其笔下清新活泼而略感劲健的画风已跃然纸上，此幅作品实际上已昭示着作者的未来成就并践行着李可染的名言：“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李可染的画深厚凝重，博大沉雄，以鲜明的时代精神和艺术个性，促进民族传统绘画的嬗变与升华。李可染自成体系的教育思想，出现活跃于画坛的“李可染学派”。他不仅是画坛辛勤耕耘70余年的一代艺术宗师，而且在艺术观念的开拓上也做出重要贡献。
来源：《东方收藏》2016年01期 刘振永 孙大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