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节日的时代危机
溱洧河畔钟鼓交，踏青游人乐陶陶。
红男绿女佩香草，两情相悦赠芍药。
《诗经·郑风》中有一首民歌《溱洧》，其中说：一对青年男女，要到溱洧二河边上去看集会，他们相互逗笑，并赠送芍药。
相传三月三是黄帝的诞辰，中原地区自古有“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生轩辕”的说法。魏晋以后，上巳节改为三月三，后代沿袭，遂成水边饮宴、郊外游春的节日。实际上，郑国的上巳节是我们已知的最早的情人节。后来才移到七月七日。
还有前后绵延两千余年的寒食节，清明节前一二日，曾被称为民间第一大祭日。寒食节的特点就是禁火，古人把火种熄灭，隔几天再钻木取火。每到初春，天干物燥，人们保存的火种容易引起火灾，古人在这个季节要进行隆重的祭祀活动，把上一年传下来的火种全部熄灭，即是“禁火”，然后重新钻燧取出新火，作为新一年生产与生活的起点。而在这段无火的时间里，人们必须准备足够的熟食以冷食度日，即为“寒食”，故而得名“寒食节”。这个节日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增加了祭扫、踏青、秋千、蹴鞠、牵勾、斗鸡等风俗。
传统节日是在漫长的农耕时代形成的。那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十分密切，人们为了感恩大自然的馈赠，庆祝辛苦劳作换来的收获，加强亲人间的感情，经过长期的劳作，约定俗成，渐渐地把某一天确定为节日，并且规定了完整严格的习俗。
如今，上巳节、寒食节、花朝节、天医节等很多传统的古节日却已经消失，很多承载鲜明符号色彩和深刻文化隐喻的传统节日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
与某些传统节日的消失同时存在的,是纯粹以经济利益为诉求的节日“再造”。以淘宝、京东等为首的电子商务公司利用“双十一/光棍节”噱头展开猛烈的营销攻势,不断刷新单日成交额纪录。
同时,各地依托本土资源和特色产品，将商品展销冠之以“节日”的名义,纷纷推出“桃花节”“玫瑰花节”“樱桃节”……值得肯定的是,这种“创新”有效拉动了内需，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是，种种“再造”的节日在时空上与传统节日形成“并置”，用消费替代了节日特有的延续感、神圣感和仪式感，使节日这一文化符号日渐沦为一种空洞化、碎片化的存在。
还有很多“舶来”的“洋节日”近年来也备受追捧，从“万圣节”的南瓜灯与鬼怪衣着装扮，到“圣诞节”期间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圣诞树和圣诞老人形象，中国俨然成了对各路来历的节日都“包容并蓄”的乐土。以最受追捧的圣诞节为例，国内民众的目光大多停留在购买圣诞树和装饰、互送礼物等浅层面，对节日缘起、精神寄托等深层意义均一知半解甚至丝毫不知。
“消费主义”与“全球化”是相伴相生的，全球市场的发展打破了空间限制，实现了资源的全球配置和商品的自由流通，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人们无须再借节日契机改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条件。因此，人们对节日的期盼与过节的满足感逐渐被稀释。发达的商品和服务产业链以及便捷的购物渠道替代了传统节日仪式中的亲力亲为,人们对节日的参与度和角色感被进一步削弱。
“传统节日文化是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历史与文化、信仰与价值观念的结晶，是民族与国家凝聚和认同的重要标志，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其重要性甚至关乎国家的文化安全，这个问题值得关注。”近年来一直关注传统节日传播问题的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教授周文说。
2007年之后，各地庆祝传统节日的活动越来越丰富多彩，庙会、灯会、诗会、游园、文艺演出等应有尽有。但在周文看来，这些活动大都处于分散状态，甚至芜杂凌乱，缺乏一个集中、统一、整体的形象，力量未能整合，未能出现一个精神文化的制高点。所以，热闹过后，节日的文化内涵并没有得到很好彰显，反而被稀释、弱化。
他认为：“国家传播应当构建精神层面的节日仪式，否则我国传统节日的文化传承会缺少精神的方向和指引。精神层面的节日仪式，其价值核心在于，它不仅是信仰、价值观、文化等的表征和载体，更重要的，还是它们最简洁、最凝练的表达，是对它们的高度抽象和提纯，是剔除了杂质的纯粹的精神形式，它直接抵达心灵的最深处和精神的最高峰。”
节日的仪式感与闲适的能力
我们为什么需要节日呢？
因为，生活需要仪式感。《小王子》中有一段很好的回答。
小王子驯养了一只等爱的狐狸，第二天小王子去看望它。
“你每天最好在相同的时间来，”狐狸说，“比如说，你下午四点钟来，那么从三点钟起，我就开始感到幸福。时间越近，我就越感到幸福。到了四点钟的时候，我就会坐立不安；我就会发现幸福的代价。但是，如果你随便什么时候来，我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该准备好我的心情……应当有一定的仪式。”
“仪式是什么？”小王子问道。
“这也是经常被遗忘的事情。”狐狸说，“它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
生活因为仪式而不同。正如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陈默所说：“仪式是真正的生活方式，仪式的丢失是生活方式的遗失。”
清明、端午、中秋被增设为国家法定节假日之后，民俗学者们也一直在推动传统节日的公众庆典。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副会长兼中方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萧放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讲“年节礼俗的复兴与传承”时说：“传承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节日体系曾经面临全面颠覆的厄运。在此背景之下，传统的年节礼俗被大量遗弃，本来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年节，因为相关仪式礼俗的大量消失而变成浮泛的时间单位。在缺乏仪式的时代，人们容易失去对未来的预期与信心，这是目前中国社会遭遇的最现实的心理困境。”
“要重建丢失的仪式和礼俗，关键是重建公共生活，重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萧放强调。
如今的中国被称为“急之国”。改革开放后，“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变成了全民族的心声。到了当下，环境更加复杂，现代、后现代的语境交织，工业化、电子化、网络化的社会成形，资源紧缺引发争夺，分配不平衡带来倾轧，速度带来烦躁，便利加重烦躁，时代的心态就是再也不愿意等。
中国人，赶时间。最爱“快进”，狂点“刷新”；评论，要抢“沙发”；寄信，最好是特快专递；拍照，最好是立等可取；坐车，最好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磁悬浮；坐飞机，最好是直航；做事，最好是名利双收；创业，最好是一夜暴富；结婚，最好有现房现车；就连放假，不是在赶往景点的路上，就是在人潮汹涌的景点抢拍、抢座、抢门票。
中国人逐渐丧失了慢的能力，节假日带来的闲适感渐行渐远。
林语堂先生曾把中国的哲学称为闲适哲学，在他看来文化是闲暇的产物。闲暇是生命中的“空儿”，也是人生境界中的留白。止，方能后观。生命的关照，来自于对性灵的滋养。
在古希腊文中，真正的闲适绝不含有懒惰的意思，闲适所代表的是一个非功利性质，但却是最符合人性的世界。南宋诗人蒋捷写道：“只把平生，闲吟闲咏，谱作棹歌声。”春来无事，只为花忙；身无所累，只为闲忙。生命的另一层境界，是如何把时间留给闲情，而非不舍昼夜地奔走追逐。
来源：《齐鲁周刊》2018年16期 海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