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文县一带聚居着一个独特的民族——白马藏族，他们有语言，但没有文字。从甲骨卜辞到史书记载，白马藏族的形象都是剽悍的，不轻易臣服于人，因此招致无数次的强权压迫。魏晋时期氐人杨氏建立的仇池国是白马先祖最辉煌的时期，之后他们被迫不断向南迁徙，散落在南迁路上的甘肃文县和四川平武、九寨沟的高山峡谷地带，艰难生存。对于这种颠沛流离，白马藏族有民间故事如是记述：“山下的汉民把我们往山上赶，山上的藏民把我们往山下赶，我们只能在陡峭的半山腰驻足憩息。”
白马藏族善歌舞，小孩学说话时就开始唱歌，学走路时就学会了跳舞。用歌声表情达意，用傩舞祭祀鬼神，由此形成一套约定俗成的民俗仪式，在各种节令期间按照陈规上演，这套民俗表演系统是对语言文字系统的补充，是对其氏族起源、迁徙、图腾、巫术、宗教、农事的再现。同时，这套仪式是一套记忆系统，用具象和生动叙述着白马藏族的苦难史、奋斗史，史诗般地呈现出一个历经磨难的民族所具有的信念、情怀和品质。
春节期间，白马村寨往往一副喧闹的景象，傩舞依次在各个村寨上演。怀着崇敬和好奇，我和几个朋友相约正月十三进寨观看。我们到得早了，早晨10点钟，当地人正在吃饭，主人端出冒着热气的肉骨头招待我们，再敬每人一碗咂杆酒。几位主家亲友唱起了酒歌，感叹远道而来的客人一路辛苦，请喝杯咂杆酒解乏。高亢的酒歌嘹亮了山寨，敞开了客人尘封已久的心扉，而被深深感染的我们，纷纷端起酒碗，只有喝干一碗才能对得住主家满眼的诚恳！
11点多，“池哥”“池母”开始装扮，为“池哥”面具扎上各色扇形纸花，插上锦鸡翎。“池哥”四兄弟面具皆面目狰狞，眼球大而凸出，额部有纵目，嘴巴既阔且长，只有额上部所雕冠饰显示其身份特征，如老大为文官的方形冠；老二头饰鱼骨牌，应为白马藏族的先祖；老三为佛冠，应为法师；老四头饰月亮，舌头下吊，有獠牙，身份大致与钟馗类似。池母素面，五官端正，含笑且面善。中午1点左右，“池哥昼”表演开始，池哥一手执剑，一手操牛尾，舞之蹈之，挨家挨户驱邪镇宅。原来，“池哥”面具的极尽狰狞是为了吓唬鬼魅，使之远离人家。“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的上古习俗，竟然在这里被传承。因此，当年的葛天氏之乐舞，也应该不是为乐而舞，其中的巫术成分一定是极其浓厚的。
“池哥昼”表演通常要持续两天，跳遍寨子里的几十户人家。众人一直随行，在每户人家的院子里跟着锣䥽和羊皮鼓敲打出的节拍跳起圆圈舞，唱起祝福歌。在第三家，我们正好碰上“池哥”收义子的场面。母亲怀抱半岁的婴孩，“知玛”焚香烧纸钱，口中念念有词，通告四方神灵已将婴孩送与天神“池哥”，孩子将在天神的护佑下健康成长，待年满12岁时交还父母。遂将婴孩交予“池哥”，“池哥”“池母”轮流抱孩子，说几句祝祷的话，给孩子怀里放几块压惊钱。作为回报，主家给“池哥”“池母”挂红，即用针线将红色布头缝在“池哥”“池母”头饰后面，长长地披于脑后。这一象征仪式把语言作为巫术灵物所发挥的咒语功能表现得淋漓尽致。
正月十五，我们去另一村寨观看傩舞“帕贵塞”，即杀野猪。头戴野猪面具者模仿野猪觅食，其他表演者手拉手绕着野猪转圈、包围、击倒、抓住猎物、剥皮、肢解动物，向民众分发猎物，这套情节完整的舞剧无不是对原始狩猎场面的形象模仿，对原始先民生存状态的历史再现。如此看来，白马藏族的历史并不是他人书写的，他们自己就在书写，不是用刻板的文字，而是用鲜活的律动展演祖辈经历过的一幕幕，在形象中叙述着惊心动魄。一年一度、年复一年的展演，是在向后来者一遍遍地重复叙述祖辈的艰难困苦和坚贞不屈，让他们在虚拟而虔诚的参与中知晓自己的身世、来由，并为吉凶未卜的未来做好心理准备。在仪式的浸染和渗透中,他们的性情和心理一点点地被塑造、成型，逐渐形成白马藏族独特而一以贯之的民族文化精神。
夜间的白马山寨仍然充满欢歌笑语，对山上夜间的寒冷未做充分准备的我们，有些吃不消，直往火炉跟前凑。在灶台上忙活了一天的大妈，指着沙发示意我们坐下，递过一大盘爆米花，用汉语招呼我们吃。不多久，儿媳妇端来了凉粉、酸菜面、豆腐汤，热乎的汤饭一下肚，全身都暖和起来。男主人率子侄来敬酒，嘹亮的酒歌、烫烫的咂杆酒、真诚厚道的白马人，让我们如此迷醉！不知不觉，我真的醉了，陶醉了，喝醉了，在玄妙的幻觉中，度过了终身难忘的元宵节。
来源：《丝绸之路》2018年03期 张淑萍
